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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的谢如琢甚少听孙秉德板眼地说这般犀利的话语，孙秉德大多数时候都在不露声地权衡利弊，如今那双鹤眼的神采就像新登科的士子般跃跃欲试，让谢如琢相信，孙秉德说这话确实是真心的。
从前的清流之首走到这个位置，并不只是想手揽大权。
至于孙秉德说的内容，谢如琢也承认每句话都是对的。
大虞自阉党之祸后就蹶不振，那场祸患把整个朝廷都压垮了，之后老天也丝毫不眷顾大虞，天灾人祸不断，本就因边疆军费、卫所之弊花去了数不尽的银子，再加上朝贪腐成风，宫奢靡成性，国库彻底亏空，间接促成了许自慎的兵变，并之后的坪都陷落，大虞濒亡。
现在的朝堂肃清了不少，但要说真的贪腐换谁都不信，有油水的地方就会有人忍不住伸出手去捞。
六部每年都有些固定要做的事，吏部要考计官员，户部收各地赋税，礼部要主持祭祀，兵部要筹备战事，刑部要查案办案，工部要兴造土木，这些其实都要银子，只是要的多少问题，而六部又还有许多隔段时间必须要做的大事，更是需要大笔的银子，吏部有京察外察，户部有重造黄册，礼部有主持科考，兵部有征募兵丁，刑部有大案会审，工部有防治洪涝，这些大事如孙秉德所说，是出现了才会向兵部要钱，给了钱之后就没人管了，有心之人随手捞笔是常有的事。
“每年年底内阁与六部做下年的预支，基本能对下年国库开支心里有数，朕看元翁的新政是想在这里再改改？”谢如琢又装模作样翻了几下奏本，“看起来是还不错，元翁为此下了不少功夫。”
孙秉德没有承应这句夸奖，又道：“不只是改预支的问题，更是让银子的来去都有更明晰地体现，而过程监察也能跟上，确保每笔银子都花在该花的地方。具体来说其实也很简单，每年年末内阁召集六部做下年国库预支时，六部将可以预见的要花银子的事都报上来，并按照以往经验列出个花费数额，户部在来年拨银子时就按六部上报的数额拨，六部支走银子后，若觉不够，要另行上报具体原因和情况，内阁和户部同核查后才能增补数额。”
“另外，六科给事对每项上报户部要支出国库银子的事都有监察之权，每件事都由给事从头到尾参与，要让给事对账面的开支始终有清楚地了解，事情办完后，最终的账面也要先给六科给事过目核查，再由给事将整件事的过程写成奏本与账面并上报内阁，做最后的核查。这样就可改变之前账面由六部内部自行管业，人督察的弊端，基本上每笔银子的支出都有给事知晓，可以最大程度避免贪腐出现。”
谢如琢也认同这法子确实能防治贪腐，要花银子的事项先上报花费再拨款，需要少补重新写明缘由重新上报，而银子开支又有六科给事督察，防止六部内部官官相护，饱私囊。
甚至这法子听上去堪称完美，似乎只要真的如此执行下去，贪腐几乎是从发生的。
但贪腐岂是真的能如此轻易地消除，更何况水至清则鱼，逼得太紧有时也未必是好事。
孙秉德的目的看似全然为了治贪腐，但细细想，又会发现这所谓的新政真正的精妙之处绝非表面。
六科给事是言官，在朝是最天不怕地不怕的批人，内阁有时也怕他们，此举表面上看是内阁大公私，善用六科给事的监察之责，事实上却是借六科之手更好地控制六部。
往后六部最关心的花钱之事都要被六科盯着，而六科最终又要上报内阁，且六科的权力也是内阁赐予的，说到底是形成了内阁控制六科，六科控制六部的局面。
这才是孙秉德最真实的目的，既给自己博了名声，记了笔功绩，又在形握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