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想让天下有识之士齐聚国子监，心怀家国和百姓，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他们还要在这里能够说自己想说的话，就像从前的论道会，有时学问是需要辩论的，而有时，治国良策也是这样辩论出来的。所以臣向到时候也在国子监开个论道坛，谁都可以上去请人论道，什么都可以谈，不必担心会因此有麻烦，或许学生也可以找老师论道，还可以找朝的官员论道。若是真能这样，大虞的官学和坛都会有希望的。”

  这个提议有些大胆，谢如琢觉得可堪与他提的抹去署名推选更惊世骇俗，在太祖和太宗时期，国子监还有各地的官学都有类似的论道会、清谈会，学生们坐而论道，畅所欲言，就算抨击朝廷的政见也不会被论罪，反而许多学生因为这样的事而闻名天下，受人追崇。

  那时的大虞坛，以敢说话为荣，人人都可直抒胸臆，畅谈国策，而皇帝也能做到兼听则明，接纳那些不好听但对治国大有益处的话。

  那时的大虞，欣欣向荣，派兴盛。

  之后，大虞的国势陡转直下，年不如年，朝堂上没有了敢说话的人，就连言官也卷入了纷杂的混斗，成了各派倾轧最有用的利器，劾不看根据，而看利益，而各地官府也再没落，学生们更不敢再说话，想要走入朝堂的也甚少是真正为了家国天下，更没有人肯专心修习学问，为后世留下千古章。

  其实谢如琢不是不能理解后来的皇帝对论道会的排斥，能有人说出对国政的批评是好事，但多了有时也不见得是好事，个国家的稳定到头来仍旧离不开“控制”二字，上位者总是要对切事务都有掌控力，不能让些东西脱离掌控，愈走愈远。因而帝王之术最难的也就再于如何最好地“控制”，收放自如才是最上佳之选，什么时候该收紧手的线，什么时候又该适当放松，是每个皇帝辈子都在费尽心力去做的事，可能个地方没有收放好就是致命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