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他们一般是法律、人文、经济等专业出身。因为治国的本质是对国家面临的矛盾做出判断，消除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这就需要领导者具有人文、管理、法律、哲学等专业的知识结构。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从开国元勋治国时代转入了专家治国的时代，目前正处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时期。再次，选拔学者型官员有利于推进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按理说，领导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是受老百姓委托管理公共事务、行使公共权力的人。但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人除了当官别无所长，即使干不好，也要保留待遇，继续养起来，造成事实上的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当各级官员都学有所长的时候，这更加易于解决离职后的出路问题。还是以基辛格博士为例，一九七七年他的国务卿被解职后，到乔治敦大学继续担任教授，并先后撰写了《白宫岁月》、《纪录在案》、《动乱年代》等多部著作。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学者型官员本来是个好事情，但为什么会众说纷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让目前盛行的官本位闹的。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一切为了做官，认为有了官位就有了一切。由于受几千年**文化的影响，官本位思想在眼下依然根深蒂固。很多人把升官作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和价值的尺度，作为衡量一个人奋斗成功与否的标志。官越大权越大，享受待遇就越高，比如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专车档次等都会不同。毋庸讳言，在官本位之风的影响下，许多人对从政趋之若鹜，包括一些学者也热衷于此。试想：大量的优秀人才涌向官员队伍，难免使人们对官本位现象产生忧虑：这会不会再次造成人才资源配置的扭曲？所以，对学者型官员现象的热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我认为，对于学者型官员，尤其是德才兼备的学者型官员则应当大力支持和鼓励。放眼未来，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随着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型，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越来越需要大量高层次、高素质的人才，选拔更多的学者型官员实在是大势所趋......。”

说实话，我是非常赞同商垄行的这一番说法的，而且也在心里暗自赞叹：看来她对这方面很有研究，而且还具备极强的理论基础。

而我没有想到的是，她的这番话竟然在后来被我用上了。在我去给黄省长拜年的时候他恰恰就问到了我这样一个问题。而且，也正是因为商垄行的那番话才让她的仕途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改变。

所以有时候我就想，一个人的一生总是充满着无数的变数，而那样的变数却很可能是一种偶然：一句话，一次不经意的行为，等等。

当然，那天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还并没有意识到商垄行那番话的重要性，当时我只是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而且也具备非常深厚的理论基础。我感觉得到，她好像在这方面有着比较深入的研究。

而且当时我觉得不应该继续谈论那样的话题了，所以我就说了：“呵呵！商主任的话很有道理。不过今天我们的工作好像已经谈完了吧？这样严肃的话题不适合在酒桌上说是吧？菜都上了好几样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所有的人都笑。